2011年，凤凰卫视15岁，刘长乐60岁。未及弱冠的凤凰在一块坎坷蹭蹬机关重重之地闪转腾挪，发展壮大，而其领路人，正是老谋深算、深谙界限之道的刘长乐——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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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下午，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刚刚做完连线，一个人回到东京的办公室。北京时间13时46分，她突然感到强烈的震动，屋内许多设备掉到地上。而在香港总部，凤凰卫视中文台助理台长黄海波正在和原朝日电视台编导高桥正阳通电话，对方一直在喊“地震了!地震了!”

从13时48分到13时50分，李淼连续发出了3条微博：“东京又地震了!不是狼来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天呐!”这时电话已经不通，李淼通过微博私信和MSN找到了香港同事，开始直播。“我记得很清楚，几分钟后，突发字幕新闻画面进来了，两点整，李淼已经在屏幕中出现，与香港连线。”人在总部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特别助理段敏说。

消息不断涌入，凤凰资讯台执行台长董嘉耀打电话通知播出部门，取消广告，打通直播。“之前有一次台湾大选直播，因为节目有广告冠名没法调整，老板发火了，说节目先做，广告的事由他去协调。所以这次我们根本不用请示广告部。”

他们的老板、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通过资讯台部署报道：李淼镇守东京;宋看看飞北海道，然后南下青森接近震区;闾丘露薇中断两会报道，飞东京，然后去仙台;而“日本通”黄海波想办法进福岛。

3月13日上午，政协会议闭幕。刘长乐一直在台下发着短信，军队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他通过总装备部拿到了5套最先进的防辐射服和测试仪，让记者秦枫立刻送往日本。然后又通过在日本的朋友联系到一家飞行员俱乐部，租到了一架私人直升机，黄海波拿到防护服后立刻飞往福岛现场发回报道。

凤凰资讯台连续直播了3天，举全台之力，动用了120到150人。10年前，凤凰因为对“9·11”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在国家电视台看不到画面的大学生们甚至到三星级宾馆包房收看凤凰的直播，这家地处香港、主要受众在大陆的电视台用自己的国际报道、评论和谈话节目，证明了在自由报道与喉舌之间，还有很大的言论空间。然而10年后它却难再一枝独秀，不只是央视，多家省级卫视也在直播日本震灾。

“据我们了解，央视做这个项目的有1000人，”董嘉耀说，“他们翻译处理稿件的就有100人，我们只有5个人，他们可以做100条片子只用30条，我们撑死就能做30条。压力非常大。”在前线，央视记者何润锋也赶在了凤凰记者前面，而他正是被扩张中的央视从凤凰挖走的人才。

但是凤凰仍在努力寻找制胜之道。董嘉耀说，我们看央视的报道，看它的角度和口径，我们要比它更多元和丰富，像这次央视的日本报道放得比较开，我们就要(尺度)更大一些。但是他也承认，“也许人家还是要交错地看我们和央视了。”

凤凰很快又赢来机会。日本地震一周后，世界媒体的头条已经变成了联军空袭利比亚，在这个更需拿捏的领域，央视的报道被一些网友评论为在卡扎菲政权与反政府军之间不够平衡，与此同时，凤凰的两路记者已经分别从埃及和突尼斯进入班加西和的黎波里，“我们不仅要听你卡扎菲说什么，我们还要听班加西的反政府军说什么，你要增加可信度，就要让观众了解事情的全貌。”刘长乐说。

青年时期 (受访者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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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传媒人之一，当他穿着一件淡蓝色休闲西装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办公室的会客室时，气场并不十分强大，这或许是因为身形的消瘦，一年半前他开始了减肥计划，3个月内就减掉了三四十斤。他的脸上挂着天然形成的微笑，好像能同时用目光打量相邻而坐的两个人。走廊里传来咚咚咚的跑步声时，他停止了说话，迅速浮现出走神的表情，“我出去一下。”然后他抱着自己的小外孙从会客厅走过，他们在一堵电视墙前停了一会儿，那里的4个屏幕按顺时针依次播放着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CNN和央视新闻频道。

他的3个手机在沙发扶手上依次排开，如果算上iPad，他随身携带着4个移动终端。在香港时，他每天早晨起来固定读一份日报，查收公关部发给他的海外和内地媒体资讯，近几个月的新变化是刷微博，他关注了六十多人，除了凤凰的员工外，还有他的朋友和一些意见领袖，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账户，因为他一个字也没写过。看微博时他经常有冲动想说点什么——最近的一次是香港某家报纸报道凤凰卫视台庆宴客时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中毒”——但每次都忍了下来。

看得最多的还是资讯台，“他随时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要求汇报记者的安排，”董嘉耀说。

“卡扎菲北京时间12点多开了一个记者会，凌晨1点的新闻没体现出来，老板不干了，1点半打电话来，敦促两点的新闻要上。两点的新闻上了，看了，打电话来说不错3点的要跟进……然后看7点的早班车，又问：为什么早班车没放头条?你都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董嘉耀家里有4台电视，洗手间里都有。

在央视新闻评论部1990年代掀起的风潮渐趋沉寂后，凤凰以鲜明的商业电视台的姿态接手了改革，刘长乐正是背后的操盘手。

“一般人认为刘老板是个文化人，但我经常跟他开会，从管理的角度觉得他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董嘉耀说，做记者出身的人一般是纯内容思考，有新闻就去报道，不太会去考虑资源最大化、挖潜、与别人合作如何利润最大化等等问题，“以我的了解，他没读过MBA，有时就很诧异，他怎么会这些东西?”

“最挖地三尺的资本家啊。”窦文涛玩笑着说，一分钟前他还在赞美刘长乐总惦记着夸人。听起来这两点是“对立统一”的：“他平时和你闲聊，知道你有个什么长处，都记着呢，随时要拿来用的。私下知道了你的个人兴趣、生活规律什么的，也都记着，要是有了合适的题，一下子就会找到你。”

“老板任何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的。”2007年，段敏陪刘长乐、王纪言赴朝鲜观看建军75周年阅兵式，本来朝方不允许报道，刘长乐下飞机就直奔书店找历次阅兵的录像带，又向朝方争取现场报道权，说可以通过报道展示人民军的强大，终获同意。因为没有记者，段敏临时上阵，和香港做了电话连线的直播，“在羊角岛酒店里租了个套间，为了省钱，只租了半天。”

相比之下，国内报道更加困难。非典时卫生部长换人，凤凰接到通知不让直播，刘长乐指示记者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低三下四地去请求，去‘磕头’，我们的记者和赵启正主任跟着新部长高强，从6楼跟到1楼，他就在电梯里做了同意直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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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根据“派遣军事记者的相关条例”，刘长乐离开辽宁锦州的部队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

“很能抓军事重大新闻，还有重点报道的连续报道，”图书策划人、当年刘在中央台的同事金丽红说，“你可以去找当年的带子听一听，他的词汇量很大，报道的虽然都是主流新闻，但很能振奋人心。”

刘长乐在军事部最早开始了口播，在他的争取下，中央台第一次对发射卫星进行了现场实况报道。“当时在广播报道形式上引起了一些讨论，但与其说是形式的突破，倒不如说是在内容和知情权话语权方面的突破，”刘回忆说，“我们国家过去重大节日或者活动的现场实况报道是很少的，因为他老认为现场实况报道，一些东西出去之后就捡不回来，就犯错了，比如大家很清楚的林彪的‘5·20讲话’，他把很多话都念错了，但是在播录音的时候就给改过来了，广播电台那个录音室，改错字本事太大了，错话、错字，剪掉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它可以从别的地方找一个字填进去，林彪没说的话都能‘改’出来。”

“为什么?作为中央台，传递的不是记者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刘当年在中央台的同事崔强说，“所以播出区是有武警站岗的，到现在也是如此。”

“在一个旧的体系中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希望不要出事，按部就班是最好的，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障碍，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刘长乐说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在游说、Push(推动)透明。“我认为透明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不光对受众有好处，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在广播电台，刘长乐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采访到了主要的军方高层，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说这可能和个人的秉性有关，“他们会看你是怎么做人，靠得住靠不住，如果你是个执着的、本分的、守信用的人，就会好得多。”又说，很多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光是人的问题，“有很多人，比如我接触的邓(小平)、杨(尚昆)这些老领导，他们本身实际上都很开放、很开明，关键是体制，这个体制让你基本上没法接近他，或者这个体制让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即便是他自己同意要播出的东西，你也播不出去。所以你面临的更多的情况是和这个体制的沟通与磨合，这个难度比较大，但也没关系，毕竟我们当时是体制内的人，至少体制是可以放心的。”

1987年，已是军事部副主任的刘长乐改《人民子弟兵》为《军事生活》，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包括国外军事动态等等。也是这一年，他陪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法国，除去早年在国境线上走过的一些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访，主要是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差距，最主要的是看到需要改变了。”

第二年年底，副师级干部刘长乐下海经商，一年多以后，他回到北京，找到了崔强，动员他下海一起干。崔也是军转干部，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学生，受到导师王中的影响。王中是著名的新闻学学者，因为提出报纸的“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作用)被视作“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鼻祖”，一度遭到批判。崔强犹豫半天，也辞职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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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香港商人于品海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办公室，这一年，他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美国有线新闻网(CNN)4年前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崛起让有志于做卫星电视的人看到了曙光，而中国市场则是人人垂涎的“肥肉”。

刘长乐也注意到了通讯卫星技术的革命让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一个卫星频道，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电视台?”离开中央台后他通过石油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直没有完全离开文化产业。

传讯电视对刘长乐有很大的诱惑，但更大的诱惑来自星空卫视(Star TV)，此时，这家默多克高价从李泽楷手中买下的电视网正陷入不能在中国落地的困境。默多克认为刘长乐的经验和人脉可以帮助他进入中国，而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把所有品牌的价值回归到零来谈判，同时让中方拥有控股权。“是不公平，但他们也明白，要想进入中国，必须找对合作方，我们能提供这个机会成本。”全程参与了三十多轮谈判的崔强说。

最后，刘长乐说服了默多克，之后成立的合资公司中两人分占45%的股权，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窗口公司，“他希望央视能够入股，如果央视能入股的话，将来在内地的推广会更容易些，于是我们又说服广电部和央视入股10%。”

1995年年底，27岁的窦文涛接到李一萍(早年珠江经济台著名主持人，最早筹办凤凰的核心成员之一)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去香港工作。那时他正和广东电台闹辞职，无心工作，立刻就答应下来。“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也没有公开招聘，都是内部推荐。”1996年3月31日，“卫视中文台”的台标被“凤凰卫视”取而代之。根据时任总理李鹏1993年10月签署的国务院第129号令，除了海外人士，国内只有军事、新闻、科研、教育、金融的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普通市民禁止拥有卫星天线，但事实上，国内有大量的城市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政府也默许了这个灰色市场。

“我们是一群好心人做好事……(对于境外卫星电视)国内也有人觉得麻烦，不如封死你算了，但他们也有改革的动力，也想走出去，发出声音，正面展现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他们也可以妥协，”崔强说，“但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业这30年也在与时俱进，我们非常感谢新闻行业的改革和开放。”

凤凰卫视成了幸运儿，传讯电视却不是。于品海重金在全世界建起了二十多个记者站，他们首先报道了邓小平的逝世，比新华社还快40分钟，但始终无法获得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权。1997年，在烧掉1亿美金后，于品海卖掉了传讯电视，后来他接受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专访时反思：高估了中国市场开放的速度。

这一年，凤凰卫视大张旗鼓地直播了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挑战，而在香港回归时更是“60小时播不停”，奠定了从偏重娱乐的“城市青年台”向新闻资讯类媒体转型的基础。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国内媒体面临是否直播的问题。央视争取到了直播权，提前很长时间就在西安、北京、桂林、上海4个城市准备，确保万无一失。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到了最后关头，有领导同志担心直播出问题，影响国家形象——最终的解决办法富有中国式的智慧：凤凰获得了独家直播权。在央视设备和人员的保障之下，凤凰卫视只派出了几位主持人，就进行了12场直播，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若干年后，有媒体报道，于品海在北京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学位。一位熟悉于的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分析，他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地政府的思维，了解内地，但是这位人士又对媒体说，“学习马列主义，不等于能猜到内地政府在想什么。”

1996年，香港，刘长乐与代表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戴格里签订合约，开办凤凰卫视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 (受访者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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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凰的头两年，窦文涛没有找到自己，“进了香港的套子，学港台主持，整天大惊小怪。”

有一次台里开会，商量明年要办一个3个人的谈话节目，每天一集，然后就谈到，谁来主持呢。不知谁说了句，文涛吧。会场哄堂大笑，笑声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文涛自己说说，觉得怎么样?”那是刘长乐。窦文涛从后边探出头来，“‘我觉着也行，但是……’我刚准备说但是呢，他就把我打断了，说行了行了，我就不喜欢婆婆妈妈的，这事就这么定了。”

于是就有了“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做了13年，他从来没说过我应该干什么，从没要求我接受过某个嘉宾，他可能是特别害怕伤了你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因为他知道他说话的分量，他说让你缩一寸，你可能就会缩一尺了。”

“自由感有多重要?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万的重要。这就是一切啊。没有自由感，根本做不出好东西。我记得有一次阿城对朱天文说，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对我来说，限制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的冲动，你敢想点什么，我觉得我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不是生活在精神枷锁里。他也会告诉你各种底线和规矩，但他不会吓唬你。”

董嘉耀则说，做华人媒体，没有比凤凰更宽松同时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平台，“每个人都各取所需，我们从内地来的，少了很多束缚，而从港台来的，会发现自己的眼界还有影响力扩大了。”

“我们开玩笑都说，哦，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丁雯静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起来，“凤凰一直在打擦边球，台湾政治的报道是它最好的利器，政治新闻恩怨情仇，最有戏剧效果。”她是台湾人，曾在凤凰台北记者站供职8年，报道过民进党的选战，更拍出了《1949大迁徙》、《民进党进退二十年》这样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并通过在台湾本地电视台播放实现了“假性落地”。“在纪录片上，刘长乐给了很大空间。2006年赶上红衫军抗议，凤凰大视野要拍民进党成立20年，这肯定要说到他们当年为台湾民主做的努力，全是客观讲述，胆子很大。大视野播出后，我记得刘春当时一听到电话响就担心是上头打来的。”

黄金时间播出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如今是非常赚钱的一个栏目，这正是刘长乐的高明之处：他用耐心、坚守高端和对话语空间的最大利用换来了品牌，也换来了广告。

“我和他有距离，我也并不了解他，我甚至不见得同意他某些具体的做法，”窦文涛说，“他的心很软，对人宽容，其实对破坏规矩的人宽容客观上等于欺负老实人，可他是性情中人，他的管理方式自有他的因果，因为他等得起，有人最后就成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类似情义的东西，后来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每个主持人都认为自己和他有一种情义的东西。”

1997年香港回归，凤凰卫视60小时播不停，为了庆祝首次大型直播的成功，刘长乐和主持人在主播台的蓝天白云布景下合影 (受访者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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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1951年出生在干部家庭，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从上海到北京，又从西安到兰州，住在甘肃省委大院里，“在我父亲记忆中，我就一直在住校，全托从托儿所、小学一直托到中学，从居住地点来说是漂泊的，但又是稳定的，稳定在于你通过集体生活保持了和人的接触，你的社会性比较强。”

他从小就害怕被孤立。小学时，因为其中一个小孩写信指责他是“领袖”，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突然都不理他了。“那时好像真是天打五雷轰一样，我虽然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离开了社会性，离开了朋友，那确实是灭顶之灾，太恐怖了。所以我怕这种情况出现，也不是说自己要苟且偷生，但总希望少得罪人，低调做人，不要太咄咄逼人。”

作为干部家庭子弟，他很早开始了大量阅读——一个信息公开的推动者早年是“信息特权”的受益者，这样的事情在当代中国并不奇怪——在北京时，父母每星期读完《参考消息》都会留在桌子上给他看，“那时是真参考，分级别的”;在兰州，他得以和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交换书籍，“他们家从北京搬到兰州后，很多书箱没打开，堆在仓库里，我们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撬，那段时间对我的成熟是帮助最大的，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只有内部出版的，你读了以后才知道美国不只是杰克·伦敦那样的老美国。”

然而他对时代的理解似乎并未脱离主流。1970年，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主动选择了最苦的工程兵。曾有报道说他是为了避开文革混乱的局面，“我觉得重点是想离开平庸，”他解释说：“其实我当时分配在兰州制药厂挺好的，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就非要吃这个苦，好像有点苦得其所的感觉。”他停顿了一下，“我想毛主席当年，好好的非在大雨中淋着自己，大喊大叫，这种年轻人的体验是近似于疯狂，但是又不应该说是不理智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他去了锦州，当了10年的兵，抢险修路盖房子之外还写东西，“一不留神写了不少军报的头条。”

和多数成功者一样，他把那段日子当作了“锤炼”：被动，却受益匪浅。“老三届现象在中国一直被人探寻着，但还探寻得不够，他们是耽误的一代，补偿心态非常强烈，但他们受到的教育，还有他们的环境，从正面说却打造了中国的脊梁。”

刘长乐离开军队回到北京后，有两年时间在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他的老师曹璐教授说，“他那时是班长，很富有凝聚力。这拨学生充满了紧迫感，不是那么书生气，可能是由于他们特殊的阅历，对社会的理解更务实，更接地气。”

而刘在锦州的战友田义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兵不可不当，也不可长当。

2009年3月30日，凤凰卫视环球新闻中心演播大厅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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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凤凰的信息优势在内地得到了最好的施展，但凤凰的15年，也是中国互联网从小到大，乃至全面占据普通人生活的15年，网络迅速抹平了信息级差，并且迅速呈现出更丰富、也更尖锐的各种观点。

一些人开始对凤凰卫视感到失望，认为它越来越主流，越来越“大陆化”。“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凤凰的记者通常能坐到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也常获得提问机会。“好位置是占不到的，我们6点就去了，还只能在后面，或者两边，”一位市场化媒体的记者说，凤凰的某些特权在他们看起来“就像另一个央视”;一位观察者说，地方官员争着想上它的某些节目，仅仅是因为“海里”都看它的节目。与此同时，凤凰另一些关注民生的节目却有些命运多舛。

一位凤凰内部员工曾告诉我，某些地方会以掐断凤凰在当地的落地为要挟，阻止批评性报道的播出。不过刘长乐并不认为这是凤凰落地率面临的主要压力。“凤凰本身在国内的落地就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一个方面可能有政治的原因，一个方面我觉得用市场的原因来定位可能更准确一点。尽管我们也有一些着急，但新华社办了3个频道，尚且不允许落地，能让我们落这么多，已经是很包容了。我认为中国目前媒体的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网络的冲击、靠技术的革命所带来的，当然也有凤凰的功劳。”他又转折了一次，“不过，主要还是由于官方的豁达和开明。”

查建英2003年回国，2006年起成为《锵锵三人行》的常客，她从一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很淳朴的嘉宾”(窦文涛语)，慢慢地学会了点到为止。她看电视并不多，总体而言觉得凤凰相对开放、平和，也有专业素质，“在很多限制下多说人话”，但周围也一直有朋友对她批评“凤凰的嘴脸”。

“民众认为你擦鞋，擦政府的鞋。”刘长乐直言不讳地说。凤凰卫视的一位评论员最近开了微博，被一些人骂得狗血淋头，“他的微博我看了，网上有三分之二的人骂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他，但香港一家媒体就只转骂他的。”而在此之前，有一家报纸却在猛批凤凰“站在西方立场，批评内地不遗余力”，“既然你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言论工具，不妨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不必再遮遮掩掩地标榜自己的所谓‘客观、公正’了!”

“我们为什么让阮次山、杨锦麟、何亮亮、邱震海……都存在着?”刘长乐说，“就是话语空间多元化的问题，如果我们变成一个声音的平台，那我们就不是凤凰了。谁人背后无人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左右中都有。”

那么刘自己呢?他大方地接受了一个50题的“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对所有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到了最后，就和他不写微博的理由一样，他不希望公开测试结果，“主要是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太坦诚了会觉得对你的媒体的形象，有一些偏颇。”

作为“夹在中间”的人，他也提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有时认为你帮倒忙，觉得你不该讲的地方讲得太多了”，他强调这种管理和对中央电视台的管理不同，今年两会，广电总局的领导请港澳政协委员吃饭时，他就提出了“交涉”：“管理上我认为你们应该更科学一些，比如说关于利比亚和卡扎菲的报道，似乎这6个字都不能出现，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中国政府大力撤侨，结果也被你们迎客松了。”

在无数次的游说和劝说中，刘长乐总是喜欢举广东的例子：广东的老百姓开车天天听香港的广播，听得一清二楚，“广东出了多少事?没出多少事。人家有免疫力了。”

关于自己的“不被理解”，刘长乐说起当年批判《苦恋》却看得泪流满面的经历，在电影里，画家凌晨光被女儿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爱国主义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深沉的爱，”刘长乐说，“所谓比较深沉，就是有宽容，有谅解，也有委屈，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陋习，有非常多让我们恨铁不成钢的部分，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眷恋。”

“老板常常和主持人像兄弟一样地喝酒谈天，”刘长乐的另一位助理宋莹坤说，“他亲自组织主持人去唐山、天津参观，接下来还可能去重庆。他希望他们都能看看国家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不少主持人都很有感触。”

“作为(境外卫星电视)老板的委屈，大概只有我这个同行才能体会，”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说，“既要对权力忍辱负重，也要对观众忍辱负重，常常事倍功半，甚至连事倍功半都做不到，我是从心底里理解和尊重他，觉得他不容易。”

2006年6月8日，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传媒集团向中国移动转让了其所持的凤凰卫视19.9%的股权，仅余约18%的股权，退居凤凰第三大股东。关于默多克的退出众说纷纭，有媒体称他对未能借凤凰实现新闻集团在中国的扩张与受到的管制感到失望，也有声音说这只是其对中国市场的总体判断。

刘长乐当年接受采访时曾谈及，凤凰卫视90%以上的收入来自频道广告，“这是有很大危险的”，而与移动的合作增加了收入多元化的空间。到2010年，根据凤凰公布的年报，频道广告收入所占比例已下降到65%左右。凤凰早已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而对于曾想把凤凰当作进入中国的“窗口”的默多克来说，现在的角色更多只是一个投资人。“这是聪明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一位业内人士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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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一个下午，我约了一位新闻界前辈在长安街附近的一家茶馆聊天。他一直在体制内媒体工作，但也一直在推动着新闻改革，如今像他这样的人在单位里已成少数派——至少在价值观上如此。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他和我分享了2008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变化。

“2008年的四川地震重新凝聚了中国的道德共识，接下来的奥运会也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本来是改革破冰的最佳时机，但后来的金融危机却让一些人发现了另外的东西，经济上的成功导致政治自信的空前高涨——认为现有的体制具有优越性，不需要改革了——媒体是政治的一部分，现在该如何向前走呢?”

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一位市场化媒体的高层在接受我采访时花了很长时间来谈论“巨系统”——一个包裹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系统，“有些稿子平时一点事儿没有，但是放在特殊的时候却会惹事，我们这些老江湖就能判断。这是一套思想方法，你很难说清楚的，你要是跟一个记者讲这个，他会想，你不就是不想发我的稿子吗?可是当你退到一个位置你就必须考虑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媒体人就慢慢成熟了。所以啊，对这一代人，你可以说是没办法，但你也可以说是历练。”

“不要老在兜里揣个小刀子，动不动就捅别人一刀，”崔强说凤凰特别注意“语态”问题，“可能有一点恨铁不成钢，有一点奚落，也是着急的心态，但我们还是积极、善意、建设性的。讲真话是为了让对方理解、影响对方，不然你宣泄了，痛快了，对方不理解有什么用?”

“积极、善意、建设性”是刘长乐提出来的，“我们的话语空间是多元的，因此无论是从左还是右来讲，肯定比别人有更宽的边界。但你想要挑战再宽的边界，你是不是积极善意建设性，这很重要。如果你是，有些过界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你过界太多，那就不是了，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

“那么，是不是积极、善意、建设性，谁说了算?”我问。

刘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举了香港对媒体“事后管理”的例子，“你的报道假如违反了色情管理条例，或者违反了广播管理条例，就会有人举报你，就会有监察部门注意到，就会有市民投诉，然后再反过来追究你的责任，这就是事后的管理。我觉得这种管理是理性的。”然后他用“大胆授权”概括了自己在凤凰的管理经验，“要相信人家的理性，要相信人家的能力。一个领导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授权，而绝不要恋权，不要威权，更不要滥权。我既然相信你，我就让你来负责。比如凤凰网的管理我基本不过问，我过问太多，你一天到晚揣摩我的心态就受不了。我既然让你大胆干，出了问题我们再研究怎么办。领导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授权。”

2011年4月8日，拍摄于北京钓鱼台15号楼刘长乐办公室(姜晓明)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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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认华文媒体可能达到的边界，我又拨通了两个香港的号码。其中一位是香港电台的资深制作人谢志峰，他同时是辩论节目《城市论坛》的主持人。《城市论坛》已有30年历史，每周日中午在维多利亚公园现场直播，现场会邀请专业人士、立法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即席讨论各种议题，并邀请现场的市民发表意见。

“我们每周四早上开会，决定礼拜天的议题，以民众最关心、最有影响力、最具可论性这几个原则来确定题目，”谢志峰说，“然后再确定讨论人选，光谱要尽量拉得比较宽，极左和极右也包括在内。不怕不和谐，极端看法只有说出来，才有交换意见的可能。当然有一个纪律的前提：不能造假、诽谤、说脏话、人身攻击，也不能有肢体接触。”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对诸如“打造中国人的声音”的提法感到不解，“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什么是‘中国人的声音’呢?”他也坦言不喜欢“打擦边球”这个名字，因为“这是堂堂正正的理想”。杜理想中的媒体是这样的：把握公众的需要而非兴趣;富有公义感;开放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挂掉电话后我恍惚了一小会儿，然后坐地铁去一所高校参加本刊的一个交流活动，学生干部的全程护送让人感到惊讶，并把我迅速带回了现实。没过几天，我看到了学校电视台对交流活动的报道，没有同期声，通篇套话，而学生们的嘘声——这本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在报道里一点儿也听不到。我突然想起了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10亿消费者》一书里对刘长乐和胡舒立的总结：“他们两位的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各自的支持者网络上，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确非常需要他们所提供的内容。”

“你承不承认，不管如何，凤凰还是给华人观众带来了新鲜另类的选择，甚至推动了中国在新闻、文化、言论的进步，如果你承认这一点，我们在有限空间里的动作就是有价值的。” 董嘉耀说。

查建英过两天还要去凤凰会馆录节目，她说自己会陷入周期性的自我疑问：是不是在参与一个小骂大帮忙、自我异化、自我妥协的过程?然而每次怀疑一番之后她都确认，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参与和努力，“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但是功不唐捐吧。”